历史故事

欢迎访问历史故事相关的文章列表

二桃杀三士成语故事

  齐景公时期。齐景公已经是晏子服务的第三个国君了。此时的晏子经过多年的官场摸爬滚打,在齐国的地位是相当的巩固。  当时齐国有三位著名的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他们人人武艺高强,勇气盖世,为国家立下了赫赫功劳,俨然是齐国武将里的明星。这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彼此互壮声势。由于自恃武艺高,功劳大,他们非常骄横,不把别的官员放在眼里,甚至对晏子也不够尊敬。   晏子是看在眼里,忧在心里。这些莽夫如果势力越来越大可不是好事啊,他们可不讲究什么礼仪伦法,将来出什么祸患就不好了。晏子拜见齐景公,把心里想法一说,齐景公虽然觉得除去三位勇将未免可惜,可是晏子的话也有道理,而且晏子那时太有权威了,齐景公也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得,您老就看着办吧!”   晏子准备停当后,由齐景公宣来三位猛将,说要赏赐他们。   三人听说国君有赏,当然兴冲冲地前来。到了殿前,却看见案上有一个华丽的金盘,盘子里是两个娇艳欲滴的大桃子,一阵芬香扑鼻而来。三个勇士顿时流下了口水。 晏子不慌不忙地对他们说:“三位都是国家栋梁、钢铁卫士。这宫廷后院新引进了一棵优良桃树,国君要请您们品尝这一次结的桃子。可是现在熟透的只有两个,就请将军们根据自己的功劳来分这两个桃子吧。”晏子露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三将中,公孙接是个急性子,抢先发言了:“想当年我曾在密林捕杀野猪,也曾在山中搏杀猛虎,密林的树木和山间的风声都铭记着我的勇猛,我还得不到一个桃子吗?”   说完他上前大大方方取了一个桃子。   田开疆也不甘示弱,第二个表白:“真的勇士,能够击溃来犯的强敌。我老田曾两次领兵作战,在纷飞的战火中击败敌军,捍卫齐国的尊严,守护齐国的人民,这样子还不配享受一个桃子吗?”他自信地上前取过第二个桃子。   古冶子因为不好意思太争先,客气了一下,不料一眨眼桃子就没了,怒火顿时燃烧他的脸庞,“你们杀过虎,杀过人,够勇猛了。可是要知道俺当年守护国君渡黄河,途中河水里突然冒出一只大鳖,一口咬住国君的马车,拖入河水中,别人都吓蒙了,唯独俺为了让国君安心,跃入水中,与这个庞大的鳖怪缠斗。为了追杀它,我游出九里之遥,一番激战要了它的鳖命。最后我浮出水面,一手握着割下来的鳖头,一手拉着国君的坐骑,当时大船上的人都吓呆了,以为河神显圣,那其实是我。没人以为我会活着回来。像我这样,是勇敢不如你们,还是功劳不如你们呢?可是桃子却没了!”“哐啷”一声,他拔出自己的宝剑,剑锋闪着凛凛的寒光。 前两人听后,不由得满脸羞愧,“论勇猛,古冶子在水中搏杀半日之久,我们赶不上;论功劳,古冶子护卫国君的安全,我们也不如。可是我们却把桃子先抢夺下来,让真正大功的人一无所有,这是品行的问题啊,暴露了我的贪婪、无耻。”两个自恃甚高的人物,看重自己的荣誉,比生命还重要。此时自觉做了无耻的事,便羞愧难当,于是立刻拔出宝剑自刎!两股鲜血,瞬间便染红了齐国的宫殿。

董必武学习俄文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底,六十七岁高龄的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项决定:重新开始学习俄语。      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董老担任着国家的重要职务,工作极为繁忙,况且年纪又大,记忆力也差了,学习外语该有多困难啊!      董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将俄文生词,每五个写在一张卡片上,并风趣地称作一个小队,每十个词称作一个中队,每二十个词称作一个大队。又把两个大队称作一个联队。生词写在卡片正面,中文解释写在背面。随后,象掌握自己的部下那样,先认第一小队,再认第二小队,接着将两个小队合起来认,作为中队检阅多记熟了之后,再认第三、四小队,然后将三、四小队合并作中队检阅,以后再将两个中队合并作大队检阅。用这种“检阅”法记单词,效果很好。      由于年老记忆力差,一个生词往往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记住,可是过一会儿又忘了,董老就反复地认、记、背。有时因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可他仍然坚持给生字标重点,即使在病床上也不间断学习。      董老说:“我决不灰心,就是这样搞,记生字,每天总有可能增加儿个。”      十几年后,董老保存下来的外语卡片,上面抄录了一万零五百多个单词,甚至连剧目单、会议签到卡上面也写下了外语单词。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董老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达到了能阅读一般俄文文章的水平。仅俄文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董老就读了四遍,抄录了四套生字卡片,共一百零五张,记录单词二干九百二十八个。      “学习当如卒过河”,这是董老八十七岁时留下的名句。在学习的道路上,象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卒子一样,一步一步,奋勇直前,这不正是董老学习精神的最好写照吗! 相关文章推荐: 徐特立学习法文的故事 关于名人勤奋学习的故事 毛泽东学习历史的五句名言 上一篇:陈毅糍粑蘸墨汁的故事 下一篇:徐特立学习法文的故事 以上名人故事,由9252儿童网收集,希望大家喜欢。

慈禧与同治之间有什么矛盾?为何年纪轻轻就丧命了

同治年间具体是指哪一时间段 1861年,咸丰皇帝因病去世,去世之前,立载淳被皇太子,载淳6岁的时候登基成为大清王朝的第十位皇帝,即为同治皇帝。 因为载淳年幼,慈禧太后便开始辅佐载淳处理政事。慈禧太后因为贪恋政权,迟迟不把亲政的权力转交给载淳,直到载淳17岁时,同治皇帝才开始亲自处理政事。 载淳在位期间,清朝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社会动乱时期,是挑战也是机遇。同治皇帝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便召集大臣开启了新政,从新政的内容看来,清政府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比如,成立同文馆、并且修筑了铁路、开办新式学校,让清人有机会去外国学习,从这些措施来看,统治者已经接受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这是一次进步的表现。同治皇帝受到慈禧和大臣们的辅佐,让新政能在清朝得以推行一段时间。 后人评价载淳的一生,认为载淳的一生十分短暂,父亲去世后,年仅六岁的载淳成为皇帝,他没有童年,自从成为皇帝后,小小年纪便要学习处理朝廷政治,长大后,受到母亲慈禧太后的压迫和管教,因为和母亲的关系不好,经常会受到慈禧太后的严厉训斥。结婚后,慈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连同治皇帝的后宫生活也要干预。在19岁时,同治皇帝得了天花,不治而亡。 同治皇帝想改变清朝现状,但是危机和矛盾太深了,即使推行了新政,但是却没有多大的作用。

明朝著名状元郎罗洪先,还是个专业的地理学家

今天,历史名人小编想和大家谈一谈一位奇人,罗洪先。 他是明朝的任性状元郎,他是培养国家人才师傅,他是武术高手,他是有名的地理学家。 那么,这么多身份,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他呢? 首先,在《明朝那些事》里,罗洪先是大明文武第一强人,开创阳明心学的大儒王守仁的"神交弟子",他也曾是个无比叛逆的青年,而且可以和青年时代的王阳明相比叛逆的人。 罗洪先原本是个性情沉默的老实孩子,但在听闻了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后,却立刻叫家长老师大跌眼镜:竟在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嚷嚷着要去找王阳明拜师,却被家人半路拦了回来。以至终生与王阳明缘悭一面。 但却在机缘巧合下,罗洪先得到了王阳明的一本《传习录》,竟就像自学武功的奇才一样,迅速无师自通。几年里看遍闲书,钻研天文兵法数学,然后在家人的悲观目光里卷包袱赶考,一举考取状元! 但当大明朝举国学子们,都在艳羡这位嘉靖八年的新科状元时,他的叛逆人生路却还在继续:虽然贵为状元,也深受嘉靖皇帝器重,却终于发现自己过不了逢场作戏的官场生活。竟然远大前程都不要,自顾自辞官而去。 而当有人讽刺他是个心无社稷的闲云野鹤时,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做着另一个枯燥的事情:四处广收弟子,甚至散尽家财资助贫寒学子就读,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培养人才。 说到培养人才,罗洪先有一次去丰城旅游观光,为了抢座位和当地一个彪悍青年发生冲突,出手就把这个青年一顿胖揍,边揍边深感这位青年天赋秉异,揍完后就收他为徒。 之后的多年里,罗洪先将一身武艺兵法,倾囊传授给这位青年,更手把手将他送上战场。叮嘱他为国杀敌,以报国恩!后来,这位青年也确实做到了为国杀敌,并最后也牺牲在战场上。 在培养人才之余,在理学和地图学方面也颇有研究。他精心绘制的两卷《广舆图》,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图集。他独创的"计里画方"绘图法,是东方地理学史上里程碑一笔。以至于西方学者也来凑热闹,把他与墨卡托并列,誉为十六世纪东西方两大地图学家! 其实,无论高调或低调,无论荣耀还是贫寒,无论平淡或浮沉,这个过往的英雄,终生践行的高贵品质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值得我们当代的人们学习的。

司马懿是什么样的?欺瞒曹操,计杀关羽

还不知道司马懿是什么样的人的读者,下面历史名人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历史上的司马懿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长于谋略,看问题深远,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谋臣。更是一个能够率兵东征西讨、建立万世功勋的武将。 假称风瘫,静待刺客 司马懿出生于一个豪族世家,青年时期博学多才,很有声望。公元201年,被郡政府推举为上计掾(文职小官),此时曹操正任司空(主管监察、参议国事),得知司马懿的名声后,想把他拉到自己的集团,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 司马懿早已看出汉朝已经国运衰微,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入曹操等人之手,他是士族旺门出身,不想在权臣手下讨生活,推说身患风瘫,不能起居,拒绝赴召。曹操一向机带而多疑,马上怀疑这个年轻人是在借故推辞,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敬,于是他派人扮作刺客前去验证虚实。 夜深人静时,刺客穿墙越屋来到司马懿的寝室,见司马懿果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刺客仍不放心,手挥寒光闪闪的利剑,猛地刺向司马懿。 警觉的司马懿察知刺客到来,立即悟到这是曹操派来验察他病情的,毅然放弃了一切逃避求生、自卫和反抗的努力,装着真是风瘫病重的样子,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刺客所为。刺客这才信以为真,收起利剑,回去察报曹操去了。 司马懿机智地躲过这一劫之后,总不能永远躺在床上。他十分小心谨慎而有节制地活动,但还是没有逃过曹操的眼睛。到了208年六月,曹操已经自任汉室丞相,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他一面开玄武池练水军,一面积极网罗人才,此时,他又想起了司马懿。 曹操还记着当年的事,严厉地对使者说:“司马懿如果再推三阻四,就把他抓起来!”善于审时度势的司马懿判定,如果再拒绝,说不定将难逃杀身之祸,也就欣然就职。曹操见司马懿接受征辟也就不再提过去的事,任命他为丞相府文学掾(文犊之官),并让他与儿子曹丕游处。 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官职不断上升。曹操虽然对司马懿的才能非常赏识,但对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的特点也看得一清二楚。总觉得这个年轻人让人不那么放心,由猜疑而渐生反感.并有加害之意。 司马懿敏感地察觉到了曹操对他的猜疑,于是装作对权势地位无所用心、满足现状的样子,更加废寝忘食、尽心尽力的做事,曹操见此,逐渐安下心来,再加上儿子曹丕的不断说好话,也就慢慢消除了对他的怀疑和警惕。 可以说,从一出道,司马懿就是用自己的才智来保全自己,并不断的寻谋着更大的发展。 借吴灭羽,解围樊城 219年,镇守荆州的关羽抓住时机,率军攻打曹仁驻守的樊城(今湖北襄樊)。以期破樊后,直下皖、洛,占领曹操的统治区,进而一统中原。曹操深知樊城的战略地位,便急派于禁、庞德两位大将率七万人马前去增援。 时值秋季,霖雨不止,汉水猛涨,关羽利用天时,巧妙布置,水淹七军,生擒于禁。然后又斩杀将军庞德,蜀军一时威名大震,势力逼入河南境内。曹操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不禁惊慌失措,以至打算迁都以避其锋。 司马懿却十分沉着,上前谏阻说:“于禁将军是被水淹才失败的,并不是战场上杀不过敌手所致。如果现在匆忙迁都。既是向敌人示弱,助长关羽的凶焰,更会引起淮沔一带居民的骚动和不安。 孙权和刘备两股势力,外亲而内疏,现在关羽如此得势,自然是孙权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可以派使臣与孙权联系,请其派兵抄关羽的后路,樊城之围自然迎刃而解。”曹操决定依计而行。恰巧这时孙权遣使找上门来,曹操大喜过望。 关羽闻知孙权乘机抄他的后路,心中不免惊慌,本欲撤兵回救,却又眼见围樊之战功亏一篑,十分可惜。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孙权派大将吕蒙率兵袭取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的南郡(今湖北公安西北)太守糜芳投降,吕蒙占据江陵(今湖北江陵)。 与此同时,东吴的另一大将陆逊也攻城略地。关羽无奈,只好放弃樊城之围,还当阳(今湖北荆门),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后被吴将俘获,不降被杀,樊城之围不战而解。 司马懿这一计策,不仅借东吴之力解了樊城之围,而且还借孙权之手杀了关羽,真可谓一箭双雕,坐收渔翁之利。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掌握了主动权。 先发制人、速斩孟达 当初,关羽北攻襄阳、樊城时,因兵力不足,多次求援于驻屯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的蜀将孟达,孟达按兵不动。关羽兵败被杀后,孟达怕刘备治罪,遂于220年率兵投降了曹魏。 司马懿看出其人言行不一,反复无常,曾多次劝谏曹丕对孟达不可重用。可惜曹丕不听,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又合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封他为新城太守(驻上庸)。 曹丕病逝后,孟达失宠,新继位的魏明帝曹睿于227年派司马懿领兵驻屯宛城,以膘骑将军之职主管荆州、豫州(今河南中部、北部)的军事事务。于是,孟达不安,觉得司马懿是在监视他。 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乘机写信劝孟达起兵反魏,回归蜀汉,孟达表示同意。但是,诸葛亮对孟达也是不放心的,怕他反复无常,决定用计促成孟达迅速起兵反魏。 为此派了一个名叫郭模的人向驻屯于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的魏军将领申仪诈降,故意将孟达要举兵反魏的消息透露给他。申仪早与孟达不和,得此情报,十分高兴,立即上报司马璐。 孟达听说事情败露,十分不安,想立即起兵,又拿不定主意,便寄书成都,与诸葛亮商量。司马懿已经料定孟达必反无疑,得到申仪的报告后,判明了诸葛亮的意图,决定迅速消灭盂达。 为了充分做到万无一失,他双管齐下:一是设法破坏孟达与蜀汉的关系,挑拨离间,使其犹豫不决,延缓起事;二是调兵遣将,火速征讨。 司马懿深怕孟达迅速起兵,便写信给孟达说: “昔日将军背弃了刘备,蜀汉上下无不切齿痛恨于你。魏国对你一向十分信任,封高官,任要职,又委你图蜀大事。所以,诸葛亮早就想除掉你,只是苦于无计可施。 如果将军真与蜀军相通,诸葛亮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消息泄露出来呢?显而易见,郭模的降魏及其所送的情报都是不可信的,完全是诸葛亮的离间之计,目的是想借魏军之手杀害将军。因此,将军不应当有任何疑虑。” 孟达根本识别不出这是司马懿的缓兵之计,以为司马懿真的对他没有怀疑,觉得没有必要迅速起兵了。 再说诸葛亮见孟达仍然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情知不妙。又派人送信告诉孟达:不要轻信司马懿的任何言语,必须马上举兵反魏,迅速加固城防,准备迎击魏军的进攻。 否则就会功败垂成,甚至丢掉脑袋。孟达这才最后下定决心。但仍不积极准备防务,给诸葛亮回信说: “宛城和洛阳远距八百里,上庸又远离宛城一千两百里。即使司马懿知我起兵,也必须奏报魏明帝,待批复圣旨到达宛城后,才能出兵。其间最少需要一个来月。到那时,我的城防早就加固了。” 司马懿见孟达中计,便准备偷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司马懿让三军偃旗息鼓,日夜兼程前去讨伐孟达,一千二百里地八天就赶到了。司马懿兵一出现,马上在孟达军中引起一片惊慌。 因为孟达是按一个月的时间来安排加固城墙的防务,现在司马懿仅八天便到了,完全打乱了孟达的部署,城墙不坚固的弱点一下子暴露出来。 司马懿稍事休整,便兵分八路攻城,攻十六天之后,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见大势已去,开城门投降。司马懿挥师杀进城去,斩杀孟达,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受到了朝廷嘉奖。 屯田积谷,发展经济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战乱不已,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在此情况下,解决粮食和流民问题就成为稳定社会、克敌制胜的关键。 公元218年,已升为军司马(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司马懿向曹操提出了实行“军屯”的建议。他说:“前贤治国,以农业生产粮食丰足为首。 现在天下不从事耕种的有几十万人,这不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虽然现在战事频繁,不能完全放弃武备,但可以且耕且守。”曹操欣然采纳。 此后,司马懿还不断地强调劝农积谷的重要性,并具体领导了发展军屯的事宜,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很好的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 后来,司马懿于231年驻军长安,都督雍、凉二州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 233年,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洛水灌溉盐碱地三千多顷,收到了“国以充实”的效果。两年后关东大灾,人民饥谨,司马懿调运五百万解粮食输往京师洛阳,以资救济。 241年,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开始筹划在淮南淮北地区创建军屯。242年三月,司马懿又奏请修广漕渠,引黄河水入注,灌溉东南诸陂,大兴屯田。 广漕渠修好后长三百多里,灌溉田地两万多顷。一年后,司马懿又大兴屯田,广开淮阳、百尺二渠,灌溉颖川南北田地一万多顷。自此,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仓糜相望,自寿阳至京都洛阳,百姓屯田与军队屯田连成一片,好一派繁忙生产的景象。 淮河流域与东吴接壤,司马懿在这里大规模屯田,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军事意义。在当时,由于司马懿的倡导,曹魏政府在淮北有两万多人屯垦,淮南也有三万多人,而且还有四万多人在这一地区且耕且守,每年可得军粮五百万解。 不仅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对增加曹魏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独守空房33年的雍正妃子,死后7年都没下葬

接下来历史名人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真实的马常在,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马常在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出身汉军旗,父亲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官,没有什么家世。在雍正七年的时候,马常在按照规定去参加这一年的选秀,被雍正看中,留下了牌子。虽然她是雍正亲自选中的妃嫔,但是入宫之后只得到了一个答应的封号。这个答应,算是后宫中的九品芝麻官了,只比最低等级的官女子高一点。 官女子是宫女才会获得的封号,像她这种通过选秀入宫的正经秀女,答应这个封号确实太低了。可是雍正对待自己后宫的妃嫔非常的苛刻,大部分的位分都不高。而马常在,不对,应该是当时的马答应。在入宫后很是得到了一阵雍正的宠爱,并且在第二年被雍正金口一开升了位分,成为了马常在。 可是成为马常在之后,雍正对她就失去了兴趣。当时后宫中得宠的高位嫔妃很多,好比大将军年羹尧的妹妹年妃,就是雍正的心头好。而马常在这种没有家世地位的低级嫔妃,自此只能默认失宠的事实了。不过马常在心很大,没有雍正的宠爱,她也乐得逍遥自在。雍正是个勤勉的皇帝,也是个短命的,在位只有十三年。 马常在进宫后的第六年,雍正就去世了。她死后,马常在作为先帝妃嫔不能出宫和自己的家人团聚,而是要留在宫中,为自己的丈夫守寡。当然从前的宫室也不能居住了,而要腾出来给新皇帝的妃嫔们住。于是马常在迁到了宫中专门为老一辈妃嫔们准备的宫殿中居住,这一住就是33年。 新帝如果有心,是可以为先帝的妃嫔们加以尊号提升位分的。但是马常在不过是个常在,为太妃加封的好事总是轮不到她,至死她也不过是个先帝常在而已。马常在在乾隆后宫中过了33年守寡的生活,从一个青葱少女熬到了白发老妪,终于在乾隆33年的时候,她撒手人寰。 一个先帝低位妃嫔去世的事情,是不需要惊动乾隆的。按照惯例,马常在的遗体被送出宫,暂时安放在殡馆,等待合适的日子下葬。可是负责办理马常在丧事的官员们很看轻她,认为她的丧事上没有油水可捞,所以对她的丧仪一拖再拖,甚至最后把她下葬的事情完全忘了。 马常在的遗体就这样在殡馆中一放就是7年,后来乾隆偶然得知了这件事情,问起先帝的嫔妃们安葬在何处,才得知马常在的事。他听说之后雷霆震怒,严厉处置了为马常在办理丧仪的一众官员,并且把马常在的灵柩迁至妃陵下葬。

人物:揭秘:日本为何没有太监

唐朝时期中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大发展,唐朝的国威震慑似海。当时的日本潜心学习唐朝制度及文化,可谓全盘照搬。但宦官制度日本却没有学,这是为什么呢? 在唐朝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当时的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在学习中国。但是有两种制度日本并未学习: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 为什么不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这其实很容易解释,因为日本国小,而且分裂时间过长,再掌握知识的人过少,科举制在古代日本根本上搞不起来(学过,奈良到平安初左右的时候,后来因为贵族和世袭传统太厉害就废了)。 可为什么日本也不引进中国的宦官制度呢? 日本人自己是这么说的。 日本有一个叫桑原鹭藏(1870~1931)的人,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发表在大阪的报纸上,题目是《中国的宦官》。 他说: [独我国自隋唐以来广泛采用中国的制度文物,但惟有宦官制度不拿来,这不能不说实在是好事。英国的斯坦特曾发表论文《中国的宦官》,一语道破: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见《桑原鹭藏全集·东洋史说苑》) 为什么中国有宦官呢?他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是嫉妒心极强的国民。为避免男女嫌疑、慰藉嫉妒心,使唤中性的宦官,或许是顺理成章。] 然后是四十年后,一个叫三田村泰助的日本人又将桑原鹭藏的文章敷演成书,题为《宦官》。 照三田村泰助的意思,宦官是伴随征服异民族这一现象而发生的,日本古代社会不曾和异民族广泛接触,更不曾征服他们,岛国成为造不出宦官的决定性条件。后又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不再搞这么残酷的勾当。 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太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呢是不看重;二呢是没必要;三呢是没技术。 为什么说日本人[不看重]呢?那就是日本人在伦理道德方面和咱们的世界观不同,他们对于后宫女子和外面的男人苟且,并不怎么放在心上。然后他们还以此为傲,所以说咱们中国人[嫉妒心极强的国民]。 大家看日本人写的《源氏物语》,那压根就是一本日本贵族的[混乱史][乱伦史],其中还有不少后宫女子和外面的隔壁老王苟且的故事。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揭秘:日本为何没有太监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

人物:科举科举介绍:唐代取士各科总论

一 所谓科举,也就是设科取士的意思。封建朝廷按照不同的行政管理的需要,规定不同的考核内容,设置一定数量的科目,使地主阶级文人根据各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志趣,分别选择一项科目,进行考试,并通过考试而进入仕途。 关于的取士各科,《新唐书・选举志》有一个概括的叙述,这一段文字也是为历来论唐代科举者所经常援引的: 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新唐书》的这一段话,虽然多为人所援引,但其叙述的逻辑很不清楚。譬如,它首先说取士之科大要有三,这应当说的是取士的科目,那么这三个科目是什么呢?没有回答。接下去说的却是应试者的来源,说应试者由学馆荐送的称做生徒,由州县荐送的称做乡贡。这两种,合起来叫“岁举之常选”,就是说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岁举之常选”与所谓“天子自诏”的制举是相对而言的;与常选不同,制举科的考试项目与考试时间都不固定。这样说来,制举与常选是并列的两种,并非如《新唐书》所说的那样“大要有三”。至于常选中,有从秀才到童子凡十二科,其中明经又再分为七科;制科,据唐宋人的记载,则有多至八九十科的。因此《新唐书・选举志》所说的唐代的取士之科大要三,可以说无从着落。从上下文意推测,《新唐书・选举志》说的“大要有三”可能指的是生徒、乡贡和制举,但这三者实际上不是同一类别,因而也是不能相比而言的。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新唐书・选举志》上述的一段话也有过类似的分析,他说: 《新・选举志》:唐制,取士大要有三……愚谓虽大要有三,其实惟二,以其地言,学馆、州县异,以其人言,生徒、乡贡异,然皆是科目,皆是岁举常选,与制举非常相对。(卷八十一《取士大要有三》) 王氏接着又论述各科的具体情况说: 其实若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若俊士与进士,实同名异。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若律、书、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各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同上) 王鸣盛从大处着眼,指出《新唐书・选举志》的不够确切之处,显示出清朝汉学家思考问题确较前人为精密。他所归纳的各科兴废的大概和地位的轻重,有些虽不尽符合于实际,但大致是可信的。 如果进一步观察,《新唐书・选举志》所说的各科,还有使人可怀疑之处。今列表如下: 常选中的一史、三史是与明经并列的,而明经中又有史科,这其间的关系怎样?没有说明。同样是礼,开元礼是常科,三礼又属于明经,实际情况恐非如此。根据现在所见唐人的记载,如《唐六典》、《通典》,则将常选分为六科,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都较《新唐书》为明白简括。 通常所说的唐代科举项目,主要是指进士、明经和制举,尤其是进士科,更为人所称道,唐人所谓“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宋人说:“某尝谓李唐设科举以网罗天下英雄豪杰,三百年间,号为得人者,莫盛于进士。”关于进士、明经、制举,本书各有专章论述,为叙述方便起见,这里拟大致依《新唐书・选举志》所列的次序,介绍秀才等科的情况。 二 秀才之称,唐以前就有,但与科举无关。关于唐代以前秀才含义的变化,清人赵翼《陔余丛考》有一个概述,颇可作为参考,其书卷二十八《秀才》条说: 《礼记》有秀才。《汉书・贾谊传》,河南守吴公闻谊秀才,召置门下。秀才之名,始见于此。公孙宏奏博士弟子,内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是皆谓之秀才者,非竟以为士子之专称也。晋世始有秀才之举,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此士子专称秀才之始。元帝时,所举秀才皆不能试经,尚书孔坦请展限五年,听其讲习,诏许之,则秀才有不能试经者矣。后魏令中正掌选举,其秀才对策第居上者表叙之。北齐令中书策秀才,滥劣者有罚墨汁之例。南朝亦重此科,王融、任俱有策秀才文,载《文选》,可考也。 苏鹗《苏氏演义》卷上说,唐代的秀才科与进士科,同置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近代以诸科取士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秀才试策,进士试诗赋。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按《函海》本《苏氏演义》有清李调元序,谓:“苏鹗字德祥,秦之武功人,唐光启二年(886)进士,作《苏氏演义》一编。陈振孙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讹正误,有益见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苏鹗此书“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卷一一八子部杂家类)。《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所载《唐登科记总目》,记唐高祖武德二年、三年、四年皆不贡举,武德五年始载“秀才一人,进士四人”。则苏鹗说秀才科设置于武德四年,当大致可信,即武德四年决定立秀才科,第二年即正式开科取士。但《苏氏演义》这段话有两点不确:一、唐初进士也试策,非试诗赋,试诗赋是在武后以后,这时秀才科已经停止。二、秀才科并不是合于进士科,而是由于一定的原因而废止。 修成于开元时的政书《唐六典》,记载秀才科说:“其秀才试方略策五条,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为上中,文理俱平者为上下,文理粗通者为中上,文劣理滞者为不第。”又说:“此科取人稍峻,自贞观后遂绝。”(卷二《吏部・考功员外郎》)后来《通典》也说:“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由此可知,第一,在唐初,秀才科在各种科目中是名望最高的。第二,考试是试方略策五条,即是说与进士试同样试策文。所谓方略策,具体何所指,由于没有策文传下来,已不能确知其详情,如作望文生义的推测,或者是陈述对国家大政方略的主张。第三,秀才科“自贞观后遂绝”,至于废绝的原因,《唐六典》说是由于所定的标准太高,《通典》说是如有举送而落第,则州的长官要受责罚。这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就是说,秀才科所定的标准高,标准高则录取的人少,人们就畏而不敢求试,而且州郡长官怕受连累,也就不敢举送,这样,就使得秀才科应试的人逐渐稀少,遂至废止。 《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张昌龄传》谓:“张昌龄,冀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词知名,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张昌龄为太宗贞观二十年(646)进士及第,则冀州要想将他以秀才科举送,当在贞观二十年以前。据《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贞观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十九年皆有秀才登科,因此不能说“时废此科已久”,但登第者每年只一二人,要求太高,这就使人望而却步,张昌龄固辞以此科举送,是有其时代的原因的。 《新唐书・选举志》又说:“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玉海》所记更为明确,说:“按登科记,永徽元年犹有秀才刘釜一人,二年始停秀才举。”(《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同)永徽二年为651年,距张昌龄登进士第之贞观二十年(646),晚五六年。这当是:贞观时,秀才科虽应举者和录取者寥寥,但仍时断时续,如永徽元年就有刘釜登第(《玉海》所据登科记,当系唐末五代人所存,是可信的),至永徽二年,则索性正式下令停举,从此,作为科目之一的秀才科,就在历史上终止。过了六年,也就是高宗显庆二年(657),刘祥道拜相,任黄门侍郎,主管吏部官员的选拔,曾经向皇帝上奏,论当时吏部铨注之失,其中第四条论到秀才科,他极力主张恢复秀才科,说:“国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岂今人之不如昔人,将荐贤之道未至?宁可方称多士,遂间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仍量为条例,稍加优奖。不然,赫赫之辰,斯举遂绝,一代盛事,实为朝廷惜之。”(《旧唐书》卷八十一《刘祥道传》)刘祥道说唐开国四十年来,“未有秀才之科举”,这是夸张其辞,事实是秀才科登第者虽少,但还是有一些的,如据《文献通考》中《唐登科记总目》,贞观十八年一人,十九年三人,二十年一人。但比起进士、明经来,确是少得可怜,已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而刘祥道的主张,又因“公卿已下惮于改作,事竞不行”,因而秀才科也终于未能恢复。 《通典》论秀才科时又说道:“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科本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来无及第者。至天宝初礼部侍郎韦陟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其常年举送者并停。”《通典》的这段话,说的是秀才科自永徽二年停举后的余响。它说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进士应试者增多,竞争加剧,考试场次中又有帖经及诗赋等项目,而秀才科只试策文,反而容易,因此又曾一度恢复。但主考者对此兴趣不大,“不欲收奖”,故而实际上应试者也甚寥落,以致三十年来并未有一人及第。到天宝初,韦陟就索性奏请再度停常年举送,所谓“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也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 在唐代科举史上,秀才科的施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唐代前期,也就是开元以前,它的声望确实是高出于进士科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玄宗时的两道判词中看出。《全唐文》卷二九六载有权寅献的《对乡贡进士判》,判词的问头是:“乡举(一作贡)进士,至省求考秀才,考功不听,求诉不已。”判词中说:“进士以铺翰振藻,见举于乡闾,文丽笔精,允光于省闼。据才虽称片玉,无状须依一名。出敬梓之乡,但论进士;入握兰之署,旋求茂才。名异奏名,事便于僻……请依乡举,谓充公途。”《全唐文》卷三九八又载赵的同题判词,中云:“文艺小善,进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以穷乡之莫知,徒举其小;庶会府之达识,即致其大。”权寅献与赵都是开元时人,从开头所谓“考功不听”一句来看,这两道判文还是作于开元二十四年知贡举者由考功员外郎改为礼部侍郎之前。这里说的是,有一个应进士试的举人,到礼部报到后,请求改考秀才,考功员外郎不准,而举人仍“求诉不已”,因此作此判词,断析这种情况。权寅献与赵都倾向于考功的意见,认为秀才的规格要比进士高,举子不能临时改易科目;赵说得更明确,他认为进士偏重于文艺,只不过是“小善”,而对秀才的要求则是“访对不休”,“会府之达识”。这大约代表唐代前期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这里要注意的是,在这以后,也就是开元、天宝以后,凡是称秀才的,一般就是称进士科(有时也指明经),或者泛指一般的读书人。这种情况初唐就有,如《全唐诗》卷三十八载孔绍安《别徐永元秀才》诗,孔绍安为越州山阴人,南朝陈尚书孔奂之子,隋末任监察御史,入唐为内史舍人。这首诗泛叙别离之情,称徐永元为秀才,并非送徐应秀才科,只是一种泛称罢了。这种情况在初唐似乎只偶一为之,天宝以后就相当普遍了。如权德舆《唐故扬州兵曹参军萧府君(惟明)墓志铭》谓:“天宝中举秀才,数上,行过乎谦,竟不得居甲乙科。”(《权载之文集》卷二十五)此处所谓举秀才,即指进士,因为进士及第是分甲乙科的(详后)。又如独孤及《唐故朝散大夫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顿丘李公墓志》(《毗陵集》卷十一),此顿丘李公为李诚,卒于天宝七载(748),年五十三,其子二人,长曰兴,次曰殷,“殷举秀才甲科”。这里的秀才甲科也就是进士甲科。《毗陵集》卷十八还有《策秀才问三道》,也是进士策试的试题。因为唐代前期秀才科是美称,自从进士及第被誉为登龙门以后,于是有些人就以秀才来称呼进士科了。更多的场合,则是以秀才来称呼一般的读书人或应试举子。如《玄怪录》卷一《郭代公》篇,说“代国公郭元振,开元中下第,自晋之汾,夜行阴晦失道”。后来见一大宅,“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宅内主人前来相见,问:“秀才安得到此?”小说这里所写的,无论是郭元振自称,或主人相问,“秀才”一词都是读书人的意思。至于如权德舆《送密秀才贡举》、《送裴秀才贡举》(同上卷五),显然都是指一般举子而言。这类例子甚多,不一一列举。 三 明法、明字、明算,都是考核专门人才的。虽如赵翼所说,这几科都“不见贵”,它们之列入科举项目,却也为唐代所独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这几门学科的发展。 正因为是考核专门人才,所以明法、明字、明算三者多从学馆中培养。关于他们学习和考试的具体办法,放到后面“学校”一章中去讲,这里只讲明法的一般情况。 《旧唐书》卷五《刑法志》,记叙高宗即位后,命太尉长孙无忌等撰定律令格式,永徽三年(652),下诏:“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由此可见,明法考试当也是每年举行的,至少唐代前期是如此。但到唐末五代,情况就大不一样,和凝《请减明法科选限奏》中说:“臣窃见明法一科,久无人应。今应令请减其选限,必当渐举人,谨案课考令,诸明法试律令十条,以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所贵悬科待士,自勤讲学之功;为官择人,终免旷遗之咎。况当,宜举此科。”(《全唐文》卷八五九)和凝于五代后唐时历任礼部、刑部二员外郎,后知贡举。由和凝这一奏议,可知至少在五代时明法一科,已“久无人应”,这当是与社会动乱、吏治败坏有关。中晚唐情况如何,限于材料,不得而知。 明法及第,也有任地方上县一级基层官员的,如张说为他的父亲所作的《府君墓志》,称:“年十九,明法擢第,解褐饶阳尉。”(《张说之文集》卷二)另为其父所作的《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中也说:“以明法,历饶阳、长子二尉,介休主簿,洪洞丞。”(卷同上)唐代进士、明经及第后,有时也授以县尉、县丞之职,从这点来说,明法与明字、明算不同,而与进士、明经相近。 据《旧唐书・穆宗纪》,三史科设置于长庆三年(823),《穆宗纪》长庆三年二月载:“谏议大夫殷侑奏礼部贡举请置三传、三史科,从之。”此事在《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三传(三史附)》中有较详的记载,据所载殷侑奏,所谓三史,是指《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称之为“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此教”。考试的办法是:“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从殷侑的奏疏中,还可知道,在此之前已有一史科;所谓一史,就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志》中选其一史而通之。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三,咸通七年(866)诸科及第中有幸轩,引《瑞阳志》(辑自《永乐大典》):“幸南容之孙名轩,咸通七年中三史科。”又《新唐书》卷一八三《朱朴传》:“以三史举,由荆门令进京兆府司录参军。”朱朴为昭宗时人。由此可见,三史科自长庆二年设置以后,直至唐末仍有人应试,且及第后也有担任地方官的。至于一史的情况,则不得而详。 开元十四年(726),应通事舍人王所请,修开元礼,后于开元二十九年(741)修成颁发,共一百五十卷,全名为《大唐开元礼》。但作为科举取士的项目之一,试开元礼起于何时,史无明文。《唐会要》卷七十六《开元礼举》载: 贞元二年六月十一日敕: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昏冠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至贞元九年五月二十日敕:其习开元礼人,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为上等,大义通八十条已上、策两道已上为次第,余一切并准三礼例处分,仍永为常式。 从这条文字看来,则开元礼设科似即在贞元二年(786)以后,至贞元九年(793)又重申考核办法,就已经固定化了。又据《唐会要》同卷所载,元和八年(813)四月吏部奏,把开元礼与“学究一经”并提。“学究一经”是属于明经科的,可见开元礼的考核实与明经相近,而凡应开元礼及第的,大多授予太常寺的官职。太常寺乃掌管朝廷的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可参见两《唐书》的《职官志》,《百官志》)。 李唐王朝本来攀附为本家,借以抬高其身价,因此立国之初,即崇尚道教。这种风气到玄宗后期更盛。开元末、天宝初,由于玄宗的倡导,整个社会对道教的尊崇以及与此有关的迷信活动,使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道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设置的。据说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玄宗在一个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老子(在唐代尊称他为“玄元皇帝”)告诉他说:“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李耳的托梦,使得玄宗的活动掀起又一个高潮,于是派人从长安西南的周至山谷间求得老子像,迎置于城内的兴庆宫,当年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通鉴》卷二一四)。也就在这同时,设置了道举科。 《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载:“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崇元皇帝庙并崇玄学,令习《老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也载:“(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 开元二十九年九月,玄宗还在兴庆门亲试应道举科的举人,规格如同制科,已经超出进士、明经等科(进士、明经只是礼部试,从无皇帝亲试的)。这头一年的道举科,应试对策的有五百多人,后来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就是这次及第的。晚唐人高彦休《唐阙史》说:“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入仕者岁岁有之。”(卷下《太清宫玉石像》)事实确实如此,如天宝七载(748)还再一次下诏:“道教之设,风俗之源,必在弘阐,以敦风俗,须列四经之科,冠九流之首……天下诸色人中,有通明《道德经》及《南华》等四经,任于所在自举,各委长官考试申送。”(《唐大诏令集》卷九《天宝七载册尊号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当然会觉得这实在是荒唐的举动,但在时代风气之下,那时的人们对此却是一本正经、并不以为怪的。如著名诗人岑参就写有与此有关的一首诗: 云送关西雨,风传渭北秋。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滩上思严子,山中忆许由。苍生今有望,飞诏下林丘。 这首诗的题目是《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岑参集校注》卷一)。这就是说,诗作于天宝元年,岑参在关中,因见朝廷有道举之征召,就特地写了这一首诗,希望隐居在嵩山的严、许二位山人出来应试。“苍生今有望,飞诏下林丘”,我们的诗人竟如此天真地抱着诚挚的期望,可见时代的风气给予人的影响的强烈。 除了岑参,还有大诗人。他有《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诗(《李白集校注》卷十七)。这里所谓的四子举,就是开元二十九年设置的《老》、《庄》、《列》、《文》。詹□先生认为此诗系天宝三载(744)春作,那时李白还在长安任供奉翰林之职。李白似乎也把老子当成他的始祖,而且真诚地信奉:“吾祖吹橐,天人信森罗。归根复太素,群动熙元和。”于十八应道举落第,李白安慰他,让他宽心: 劝君还嵩丘,开酌盼庭柯。三花如未落,乘兴一来过。 李白虽然对道举科未予否定,但他认为于十八下第,返归嵩山,更能领略大自然的乐趣与真谛,这是他与当时道教迷信的崇奉者与制造者不同的地方。 前面所引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一段话,说:“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从现有材料看来,王鸣盛的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如权德舆的文集中就有《道举策问三道》、《道举策问二道》、《道举问(一道)》等(《权载之文集》卷四)。这当是权德舆在德宗贞元年间知贡举时所作。又如皮日休有《请〈〉为学科书》,其中说:“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深,而悬科也未正。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伏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似明经。”(《皮子文薮》卷九)从皮日休的这一段文中,可以见出以《庄》、《列》为核心内容的道举科,到晚唐时仍还举行。 《新唐书・选举志》谈童子科说:“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童子科的首要条件,是年龄须在十岁以下,这是廷多次重申的,如《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记广德二年(764)五月二十四日敕,说“童子仍限十岁以下者”,大历三年(768)四月二十五日敕,“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宣宗大中十年(856)三月,中书门下奏,就曾批评当时应童子科者超过年龄的规定,说是:“其童子科近日诸道所荐送者,多年齿已过,伪称童子,考其所业,又是常流。”(《旧唐书・宣宗纪》)唐代前期,从童子科中确实出了一些人才,如十岁及第,裴耀卿八岁及第,刘晏七岁及第,等等。但后来因产生伪报年龄、学业不修等弊病,就时行时停,如广德二年(764)停,大历三年(768)又复,大历十年(775)再停,开成三年(838)下令今后不得更有闻荐。但正如马端临所说:“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八)至五代时张允又有《请罢童子科奏》,其中说:“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成名贡院,身返故乡,但刻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请停废。”(《全唐文》卷八五五)张允的奏议,不只在年龄上发议论,而是揭示童子科考试本身的弊端,而且指出,童子科一旦得第,又能豁免徭役,享受特权,减少国家的收入,增加社会的负担。可能在这之后,童子科遂即停止。 除了《新唐书・选举志》所载的科目以外,还有两种顺便在这里说一说,一是日试百篇科,一是日试万言科。 日试百篇科见于《日试百首田夷吾、曹等授魏州、兖州县尉制》: 敕:乃者魏、兖两帅,以田夷吾、曹善属文,贡置阙下。有司奏报,明试以诗,五言百篇,终日而毕。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贤侯荐延,宜有升奖。因其所贡郡县,各命以官。而倚马爰来,衣锦归去,以文得禄,亦足为荣。可依前件。 此见于《白居易集》卷五十二中书制诰。按白居易于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任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十月真授中书舍人,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外出为杭州刺史。这首制词当是作于长庆元年至二年七月以前。从制词中可知,这所谓日试百篇,皆非岁举之常科,而是由藩镇临时向朝廷举荐,再由朝廷加以考核,也不经过吏部试,就直接授以官职。可能田、曹二人本来就是魏州、兖州两节度使幕府中的人物,因此朝廷考试及第后再回原来的节镇。但这种考试又与制举不同,制举主要是考策文,而且名义上又由皇帝亲试,而这所谓日试百篇科却试的是诗歌,这点又与进土科相近。 另一是日试万言科。据《唐诗纪事》卷六十六载: 长沙日试万言王,词学富赡,崔詹事廉问表荐于朝。先试之使廨,请十书吏,皆给笔札,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沙赋》三千字,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二十首,援笔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飙所卷,泥滓沾渍。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须斯复十余篇矣。时未停午,已七千余言。时路岩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曰:“请俟见帝。”岩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杖策而归,放旷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与李群玉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曰:“公何许人?”曰:“日试万言王!” 路岩拜相是在懿宗咸通五年(864)至十二年(871),王应日试万言即在这一时期之内。试的是诗赋,也与进士科相同。王虽然落第了,但却以曾应此科而自负。可以注意的是,王也是由湖南观察使向朝廷推荐的(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六,咸通六年至八年崔黯为湖南观察使),这与田夷吾、曹由魏、兖两镇举荐相同。这两科既与进士、明经等常科不同,也与制举有别,无所归属,因此放在这一章中附带叙述,可以看出唐代科举项目的繁多。 四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秀才、明法、开元礼、道举等科,在唐代,就其重要性来说,都比不过进士、明经和制科。秀才在唐初为尤异之科,但时间极短,只不过三四十年,而且所取的人也寥寥无几,未有什么名人。道举在玄宗天宝年间盛极一时,但也不过聊作点缀。三史、开元礼都始于中唐,明法、明字、明算都偏于一隅,与当时政局都很少关涉。在唐代,做到宰相和六部大员及地方州郡长官的,很多是通过进士、明经和制科而逐步得到升迁;进士、明经和制科代表了唐代科举制的主要特点,也是唐代高级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 第二,唐代科举项目的众多,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世族门阀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权基本上被剥夺,大批非士族出身的地主在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以后,也要求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大小官职,而不同要求的科目正好适合这种需要。另一方面,对于地主阶级国家来说,在全国大一统的局面下,设置众多的科目,通过考试来选拔管理人材,是团结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有效的办法。科目的多样性,考试办法、考试内容的相对灵活性,反映了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时期的历史特点。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科举科举介绍:唐代取士各科总论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

人物:给罪犯这样的监狱,对受害者真的公平吗?世界唯一七星级监狱

七星级监狱 提起监狱, 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 都会浮现这样一幅场景: 高墙、铁丝、牢房暗无天日。 如果你想象力再丰富点, 像《余罪》中的虐待、暴力, 欺凌的画面也会轮番上映。 这样的地方, 人人都想逃离,没人愿去。 不可否认, 这是众多监狱的现实场景。 但总有个例,颠覆人的三观与认知。 挪威的一所监狱: 七星级哈尔登监狱, 就彻底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犯人们在里面享受总统级待遇。 花了10年, 累计耗费20亿人民币, 它坐落于植被丰茂的森林, 单看外部环境, 丝毫不输大学校园。 450余亩松树和白桦林,环绕在城堡周围,目的就是让囚犯感知到四季的变换轮回。 犯人在这座监狱中,不仅不需戴手铐脚镣,还能跟狱警做朋友。 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在这完全自由, 狱中布满了各种隐形的墙, 不论犯人走到哪里, 都会遇到玻璃墙等障碍物。 监狱的设计者Erik Mller与HLM建筑事务所表示:我们是把这儿,当博物馆或音乐厅来建造设计。 监狱里的装饰画和摄影作品, 全部由知名艺术家执笔, 单这一项开支, 就高达800万人民币。 挪威凭什么如此任性?众所周知, 挪威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 (11月最新数据排名世界第三) 生活质量更是高居世界第一。 而在哈尔登监狱中, 有钱任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个犯人平均每年开支62万, 美国的三倍有余。 不可想象的是, 这里关押的252名犯人, 全部是杀人、贩毒等重型犯。 这不仅是犯人改过自新的场所, 更是享受生活、工作之地。 每天8点起床, 丰富多彩的活动任人挑选, 学厨艺、做木工、铁匠 今天不舒适, 不想动手, 则可以静下来, 看看书,读读报纸。 如果对这些都没兴趣, 林中漫步感受大自然的静谧, 或享受温泉也完全可以。 监狱长意味深长地表示:所有这一切, 都服务于监狱的动态安全策略, 当罪犯全心灌注于一件事, 自然而然就会避免与狱友狱警的冲突。 狱中罪犯们, 除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 还能参与工作坊的各种培训。 带着技能和赚钱的资本重返社会, 远远好过在狱中光阴虚度。 神奇的是, 在这样环境中服刑的犯人, 似乎也多了一份善意。 狱中小到桌几, 大到户外设施, 全部由他们主动合作完成。 挪威以黑金属音乐闻名, 犯人中自然少不了黑金爱好者。 狱方考虑到这一点,置办了各种乐器, 还请来音乐名师教授音乐课程。 不止如此, 造价高昂的专业录音棚, 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狱中, 囚犯们创作的优秀作品, 甚至会在当地电台播放。 哈尔登监狱的金属乐队, 还在挪威偶像比赛中获奖, 你能想象? 日常生活中, 相比其他监狱, 堪称总统级享受。 24小时医疗团队服务, 不用挂号,更无须排队。 人均10㎡的居住面积, 比快捷酒店还宽敞舒适。 房间内, 浴室,卫生间, 冰箱,平板电视, 一应俱全。 不仅有厨房, 还有配套的超市, 供犯人们自由选购。 图书馆,篮球场、足球场、攀岩墙 不怕你玩,就怕你玩不够。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每位犯人每周都享有2小时的自由探望时间,探望室提供套套。 某种程度而言, 犯人在这比外面的很多人都自由。 他们可以静心地观察一朵花的盛开; 也能继续保持信仰自由; 狱长表示: 挪威更注重人道、人文, 以及建设性的刑罚。 不以惩罚为目的, 而更注重犯人良知的恢复。 事实也验证了狱长的话, 从这走出的犯人, 2年内再犯罪率为20%, 而这一数据在美国为50%70%。 有人了解到挪威哈尔登监狱的运作机制后,相当愤慨:这还能算监狱?做错事就应该得到惩处,因果报应。这种监狱的存在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公平吗? 也有人表示理解,说这是挪威对人权与尊严的重视。 大家对这事怎么看?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给罪犯这样的监狱,对受害者真的公平吗?世界唯一七星级监狱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

人物:历史上真实的华妃是怎样的? 被误解的华妃历史

核心提示:历史上真实的华妃是怎样的? 被误解的华妃历史上原来是这样的 在电视剧里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雍正王朝里面的版本,这个里面的年贵妃一开始是雍正的侍女,为人非常贤惠温和,后来为了笼络年氏一族,雍正才将她为侧福晋。在后来年贵妃的哥哥年羹尧对雍正颐指气 历史上真实的华妃是怎样的? 被误解的华妃历史上原来是这样的 在电视剧里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雍正王朝里面的版本,这个里面的年贵妃一开始是雍正的侍女,为人非常贤惠温和,后来为了笼络年氏一族,雍正才将她为侧福晋。在后来年贵妃的哥哥年羹尧对雍正颐指气使,不将雍正放在眼里的时候,雍正经常的拿她撒气。另一个版本是甄嬛传里面的年贵妃,侍宠而娇,依仗自己家族的势力与雍正的宠爱,在后宫中为所欲为。在年羹尧被处罚后,年贵妃备受雍正的冷落,最后还被赐死。这两个版本里面的年贵妃,雍正都是因为年家的势力,不得已才封了年氏为贵妃,后来还受到年羹尧一案的牵连。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年贵妃的情况并非如此。 历史上真实的年贵妃,是康熙赐婚,将其赐与了雍正做侧福晋。史籍当中的年贵妃非常的善良贤惠,对待下人和其他人非常的宽厚平和,也与宫中其他的妃子的关系也非常好,雍正帝也非常的喜欢她,在雍正三年的时候被封为贵妃,这一年正好是年羹尧被弹劾的年份,年贵妃不但没有被年羹尧的事情连累,反而避免了年氏一族的人免受重罚。在年羹尧被弹劾的时候,由于年贵妃病重,雍正怕影响她的病情,所以把处罚年羹尧的时间往后延迟了,在年贵妃因病去世后,才处罚了年羹尧。在处罚年氏一族的时候,也是顾及年贵妃的关系,只是把年羹尧等几个人处死,一小部分人被充军,年贵妃的其他哥哥以及父亲并没有受到处罚。 年贵妃是病死的而不是被雍正赐死的,年贵妃在年轻的时候身体就比较虚弱,雍正在登基以后,由于其忙于政事,所以没有顾及她的病情,在她去世后,雍正十分的自责,命令手下一定要把年贵妃的葬礼办的隆重,虽然葬礼办的很隆重,但是雍正还是嫌办的不好,并且处罚了几个办理丧事的官员。在年贵妃去世两年后,她的父亲也因病去世,雍正帝也厚葬了这位老丈人,年贵妃的哥哥年希尧不但没有受处罚,反而受到了雍正的重用,最后官至从一品,后来,年家被充军的那些人,雍正亲自下令免于处罚。 电视剧中的年贵妃曾经为雍正帝怀过一个儿子,但是还没有出生就被雍正派其他的妃子下药给毒死了,这个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史籍当中的年贵妃不但给雍正生过儿子,而且还生过女儿。年贵妃为雍正生育过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只不过三个儿子寿命都很短,最大的只活到了八岁。在康熙去世的时候,年贵妃当时正怀有身孕,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在加上在丧事的过程当中过于劳累,孩子在生下来就去世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起来过,身体一直虚弱,一直到去世,在去世后,她为雍正原来所生的皇八子,备受雍正的喜爱,非常不幸的是,皇八子在八岁的时候也不幸去世了,雍正十分的伤心,追封皇八子为亲王,而当时的其他皇子还都是贝子,可见雍正对皇八子的宠爱。 在野史当中记载, 年贵妃与当时年轻的四皇子弘历有染,当时的太后为了维护皇家的尊严,将年贵妃赐死了,乾隆第一次看到和珅的时候,觉得和珅与当年的年贵妃很像,乾隆认为和珅是年贵妃转世,所以经常把和珅带着身边。这种说法也是十分不靠谱的。 年贵妃不可能与当时还是皇子的乾隆有染的,年贵妃比乾隆的年龄大二十多岁,而乾隆在十多岁的时候,当时的年贵妃正是疾病缠身,不可能与乾隆过多的接触。也许当时的年贵妃非常貌美,乾隆对她非常仰慕所导致。在现在的恭王府里,就存有当年和珅与她的画像,如果仔细的看,两个人的面貌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总体来说,电视剧中的年贵妃与史籍当中的严重的不符,史籍当中的年贵妃,温柔贤惠,待人宽厚,无论是雍正还是后宫中的其他人都对年贵妃的为人非常的敬佩。所以大家别被电视剧中的一些虚构剧情所误导。要正确的看待年贵妃。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的历史上真实的华妃是怎样的?被误解的华妃历史相关内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帮忙分享这篇文章^_^